按照通行的中国历史分期标准，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古代与近代的分界点，但从区域历史的发展进程而言，明初却是山西历史发展的重要界标。区域社会史的研究需要根据区域发展的实际和特性来划分必要的历史阶段，依样画葫芦地将中国“大历史”的分期套用搬用到具体的区域历史研究中来，往往难免隔靴搔痒。

　　之所以将明初作为山西历史的重要界标，我以为有两个历史现象应该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明初山西地区人口数量膨胀进而导致的“洪洞大槐树移民”。正是由于金元以来尤其是元末明初山西地区所受战争创伤较小，此时山西已成为华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明初，山西人口总数403万余，相当于河南、河北两省的总和。在这样“人稠地狭”的情况下，才有朱元璋移山西人口以实中原的大移民，才有“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世代相传延绵神州的民谣。可以说，明初大槐树移民是山西人口膨胀的明显信号。之后，山西人口除明末清初短暂的起伏外一路直升，光绪初年大灾前全省人口总数达到1 640万余的历史最高点，这个数字比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所得1431万余还要多出200万。

　　明初山西人口膨胀还引发了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那就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晋商的崛起。学界一般认为，山西商人的崛起得益于开中法，而开中法正是在明初正式实施的。所谓开中法就是商人运输粮食供给边塞军士食用，朝廷付商人以盐引，商人再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和地区贩盐。盐在明代属于专利品，大同、太原又是“九边”重镇，山西商人得天时地利，便捷足先登而发达。我们应当承认，开中法对晋商的崛起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明初山西各地普遍的经商风气实为晋商崛起的社会基础。事实上，除了盐类以外，北方的“茶马互市”、金银铜铁、绸缎布匹、皮货药材等都是那时晋商大规模经营的行当，而这种勃勃然兴起的经商风气之根源，就是“人稠地狭”的社会现实，所谓“晋省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稠，田不足耕也”。商业活跃的太谷县也是“以田少民多之故，商于外者甚多，中下之家除少数薄有田产者得以耕凿外，余皆恃行商为生”。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两代大批晋商驰骋南北设号建业，不仅在全中国范围内留下了他们的深痕足迹，而且在外蒙、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国际贸易”，其诚信立业开拓进取的精神足令朝野上下钦羡叹服。然而，世业常是不敌世运。明清以降，随着跨海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自东向西的步步渗入，东南沿海地区首先成为中西交冲的前哨，同时也就成为军事、外交、经济、商业、文化的中心，之前朝野注目的北部边患狼烟转化成为沿海的“坚船利炮”，晋商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斟酌应对，山西在这一变局中已经退位。

　　尽管晋商是明清山西社会最可称道的历史现象，但那个时代，山西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在土狭人稠、田不足耕的生产力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空间十分有限，民人终岁耕耘劳作，能够满足基本的生产生活所需已属不易，更何况天灾人祸，尤其是频繁的旱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光绪三年(1877)山西突遭“二百年未遇”之大旱，卖妻鬻子，人相蚕食，鼠狼横行，尸骨遍野，真正地惨不忍睹。灾后全省人口亡失至少三分之一，大面积土地荒芜，商业停滞，文化凋敝，地方财政难以维持，时任巡抚曾国荃惊呼“二十年以后元气可以稍复乎”?

　　也就是在曾国荃赈灾的废墟上，从太行山之东走来了一拨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方人。以李提摩太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不仅带来了数万两赈银，同时带来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基督精神。传教士们有组织地深入灾区发放救济金，在晋南地区一些县份甚至超过了官府发放的银钱数量，三晋大地上第一次有规模地出现了外国人的身影，老百姓就是在这样嗷嗷待哺命悬一线的生死线上感受到西方势力的影响。灾后，激动的灾民以中国传统的方式立碑铭记传教士们提供的帮助，甚至到“洋大人”李提摩太的住处索要他的大照片准备供奉在神庙里。李提摩太是当时在朝廷中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士，赈灾前后，他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山西当局提出了修造铁路、开发矿产、发展教育、开办工厂和制造厂等建议，地处内陆风气闭塞的山西开始感受到了欧风美雨的浸润。其实，虽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已经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但直到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埠后，山西才开始了与西方势力的直接接触。李提摩太的建议在后任巡抚张之洞、胡聘之的手上渐次推行开来。19世纪的最后十年，山西开始出现了机器局、火柴局、工艺局、纺织厂等近代工业，由筹借外资开发晋东南矿产而引发的全省各界收回矿权运动直把山西历史带入20世纪的最初十年。1902年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在太原成立，1907年山西境内第一条铁路——正太铁路通车，这是两个近代山西社会经过中西交冲不断磨难结成的正果。

　　近代资本主义势力进入山西后，一方面以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它又以侵略者的面目带来了邪恶与血腥。《天津条约》签订后，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合法的身份进入内地，他们修建教堂和住宅，兴办医院学校和孤儿院，他们禁拜神灵，侵占民田，袒护教民，欺压乡里，中西文化的冲突最终演化成为世纪之交最为惨烈的血腥冲突。1900年义和团轰然兴起于山东，转而京津地区成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地处内陆的山西却以烧杀洋人之惨重闻名于世人，以致中外人士皆惊呼“晋案为最大”。1901年清政府“庚子赔款”外“山西另议”赔款近480万两，超出了全省全年的财政收入。巡抚毓贤及众多义和团民被杀，读书人世代借以晋升的科举取士制度被戛然停止，地方官绅民众被迫为死去的传教士修墓立碑，种种件件，撕肝裂肺。这是一个双重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至于说到此时的晋商，它在中西交锋的格局中也渐渐退去了昔日的光彩。学界对晋商衰败的原因已有很多的探讨，无论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民俗学的方法，晋商衰败的原因都应该从外部的历史条件和内部的发展机制中去寻求答案，也就是要把晋商的活动放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下进行把握。从外部条件来讲，晋商的衰败实与清朝的衰败同步而行。康雍乾三朝是清代历史的全盛时期，也是晋商最为辉煌耀眼的时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步步侵入，国内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清政府陷入内外交困气运衰微的历史阶段。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直将清朝从繁盛推向灭亡，晋商在历次内外战争中同样四体鳞伤而江河日下。战争不仅阻断了国内长江南北商业贸易的线路，而且废弃了晋商起家的恰克图、外蒙、俄罗斯“中路贸易”通道。韩毓海先生认为，这种“国际间长途贸易的衰落”是晋商和山西票号衰落的重要原因。与之相应的是，随着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如洋布、洋沙、百货、日用、化妆、五金、文具、食品的大量倾销，山西商人经营的传统铁业、皮毛、茶叶、土产等纷纷失去市场而一蹶不振。

　　就晋商内部的机制而言，这个群体已经失去了创业初期那种寸积铢累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如果说，像“学徒制”、“股份制”这样的内部机制曾经对晋商的崛起和发展起到过很大促进作用的话，那么，到后期这样的制度已渐次蜕化甚而演变为勾心斗角。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日升昌经理雷履泰和副经理毛鸿翽因权力之争产生的相互倾轧。而此时的晋商发财致富后，大多携带资金返回故里，他们建宅置地，窖藏货币，成为不折不扣的土财主，而没有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当地的近代工商业。所以，晋商虽有钱，但山西没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走进昔日富可敌国的祁、太、平地区，能够感受到的只是高墙窄弄夸富斗强极尽考究的票商旧宅。如此也就是一场繁华旧梦。还有可痛的是，在新式银行蜂拥而建的竞争局面下，老迈的晋商先生们已经不能因时变通锐意改良，后来的弟子辈也是“饱暖思淫欲”地浑然不知天地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