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志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印太经济框架”(IPEF)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周日在美国底特律闭幕。会议成果主要集中在供应链领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会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4个成员国达成使供应链更具弹性和安全性的协议。这也是2023年IPEF启动一年来的首个具体成果，同时也是供应链方面的首个多边协议。外界普遍认为，这标志着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首先，供应链协议将推进美国所乐见的供应链机制建设。根据协议，“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将设立三个机构：供应链理事会、供应链危机响应网络，以及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

　　理事会是成员国之间的一个工作机制，将共同制定具体行动计划，如来源多样化，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发展，加强物流连通性，商业匹配，以及联合研发和贸易便利化等;危机响应网络则是成员国之间的紧急沟通渠道，以供他们在供应链中断期间寻求支持和促进信息共享;劳工权利咨询委员会则是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者机构，由政府、工人和雇主代表组成，旨在促进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利等。

　　其次，协议涉及成员国在关键产品和技术等“必需品”方面的获取与互助。成员国将在平时共享信息以增加集团内的采购，并在出现短缺时相互帮助。虽然会后声明没有具体提及哪些商品是“必需品”，但有成员国官员表示，关键矿产、半导体、新能源技术和其他资源或设备可纳入这个清单。

　　此次会议的举办及达成的协议释放出三个危险信号：

　　一是针对中国的潜在意图。所谓的确保供应链韧性，部分目的就在于推动“印太”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为他们提供一个中国之外的替代方案。华尔街日报刊文认为，“美国和其他13个亚太地区国家同意扩大供应链合作，标志着在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美国牵头的新倡议取得了初步胜利”。从美国积极策划推进美日韩台“芯片四方联盟”到此次达成“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议，这些所谓的“胜利”实则都采取过去阵营对抗和经济冷战的方式，旨在维护封闭“小圈子”的利益，对中国则形成壁垒。

　　二是冲击既有区域合作机制。供应链协议的签署，不可避免地会对亚太区域合作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在东亚乃至亚太区域，长期以来多个区域合作机制并存共舞。从中日韩合作、东盟中日韩10+3合作、中国东盟合作再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都是不同层级区域合作机制运转的重要驱动力。而“印太经济框架”从一开始就将中国排除在外，实则是要“另起炉灶”，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区域合作进程。随着供应链协议的签署，域内国家与中国既有的合作关系不可能不因之受到冲击和干扰，既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也面临弱化甚至解构风险。

　　三是供应链协议的签署，有可能会产生连锁效应。在美国力推下，在“印太经济框架”其他三个支柱领域，各方也可能逐步达成协议。由此，美国通过打造新机制，掌控机制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可以确保自己在国际政治经济中长久的机制霸权。

　　对于“印太经济框架”内供应链协议的签署，中国外交部已经严正表明立场，指出这是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的结果，人为干扰市场行为，将正常的经贸活动政治化，对半导体等产业合作人为设置障碍，才是影响供应链稳定的最大风险。

　　长期以来，中国旗帜鲜明地主张和践行开放的区域主义，反对他国或组织采取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作出排他性的区域安排，这一点从未改变。对于美国利用“印太经济框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中国要保持战略耐心，坚定战略自信。毕竟，IPEF与众多区域合作协定的一个明显差别就在于，既没有给予成员国在自贸协定上的实际利益，又要他们提高劳工和贸易标准。不包括降低关税或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谈判，但是又想要制定在劳工、环境标准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共同规则。就连美国国内的农业和工业团体也抱怨IPEF缺乏市场准入改善，这令其在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来自美国国内和“印太经济框架”内成员国的不满，都可能会影响“印太经济框架”各项协议的落实。

　　中国是“印太经济框架”多个成员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过去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取得巨大收益。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巨大潜在商机，选边站倒向美国的风险，加之美国在多边经济合作中长期的口惠而实不至，都会促使这些国家及时调整相关政策，拓展和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编审：乐水 安然 宇馨)